规范学术著作 中国需要自己的《芝加哥手册》

  在美国,从事学术著作写作的学者对《芝加哥手册》了如指掌。在中国,学术书体例、格式千差万别,学术抄袭事件频频发生。规范学术出版,打击学术抄袭,提高中国学术出版水平刻不容缓。

  这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撰写的手册,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学术写作、编辑和出版所涉及的各个细节。自1906年诞生以来,它已经成为美国出版界对学术来稿要求最常用的标准。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国浙江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社科文献出版社几家以学术著作出版著称的出版社相继出台了自己的“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仅就个体意义而言,此举,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本身的规章制度,让自己的作者、编辑有章可循;而就更广泛意义来说,这些尚处于“个体”、零散状态的“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的出台,对于严肃中国学风,意义非凡。

  格式、体例不完整呼唤学术出版标准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参加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出版座谈会时曾表达了对目前我国学术专著出版不规范的遗憾之意。他说,武汉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做过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学术著作索引的比例是23%—32%,联合国平均水平是23%,上世纪60年代在我国这个比例还能维持在百分之十几,而现在却达不到3%。仅就学术专著的索引问题,记者曾多次听到邬书林的感慨与呼吁。

  如果依据武大那位教授的统计,中国的学术出版能有多少原创内容?中国的学术专著难道都是作者自己的原创观点?因为按照西方学术界的惯例,学者在自己的专著或论文中引用他人的论点,达到三个以上关键词时,就要求用直接引号,并注明出处,否则涉嫌抄袭。而中国如此多学术书中没有或很少注释,不免令外国人怀疑其整本书有多少内容是原创。所以针对这个问题,邬书林多次强调指出索引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大意义。

  目前就全国学术专著出版情况而言,以学术著作出版为主营业务的出版社或多或少都有一套相对正规的编辑手册,出版的图书在格式、体例上相对也规范一些。然而,因为没有硬性标准要去执行,编辑往往受制于作者的写作风格。与此同时,作者因为没有硬性的规范作为指导,其书稿随意性强。于是,各地出版的学术书体例、格式千差万别,,即使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书情况也大相径庭,有的有索引,有的没注释,有的又是自序、他序、前言、后记、关键词、索引一应俱全。所以,国产《芝加哥手册》非出台不可。

  一种怪现象更是迫切呼唤中国版本的《芝加哥手册》出台。迫于每年的年终考核,某些高校教师或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在已出版的自己的专著基础上,重新作序,调整一下篇章结构,换个书名再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一本不同书名、不同书号、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解决了作者一年的“工分”问题。而这种看似“高超”的无奈之举,如果遇上了社科文献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等新近出台的《规范》,毙命无疑。因为社科文献出版社规定了要事先审查作者过往的学术出版情况,而浙江大学出版社提出学术著作在出版之前,原则上必须通过学术同行专家评审。在这些《规范》面前,那些姑且不能算作是抄袭的行为将受到遏制。

  随着民营资本进军出版界,某些文化公司盯准了高校教师这块大饼。因为近些年国家和高校对学术著作出版比以往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力度,各种课题项目在经费上的大力支持,使得每年一大批以“国家正规出版物”形式出版的学术专著应运而生。而实际上,这些被冠以“××学术大系”、“××学术丛书”的学术著作不仅学术水平不高,甚至连基本的学术出版规范也欠缺。原因在于,这些文化公司大多没有规范的学术出版标准和专职的学术编辑,而因为协作关系,出版社往往对这些书稿也缺乏严格的审查。所以,如果有了中国版本的《芝加哥手册》,这些散兵游勇将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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