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高华的学术遗产与思想效应

历史学家高华的离去,形成了一次震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公共事件,强烈的良知情感和学术关怀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在高华离去的身影中,人们的目光穿越过学术体制而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巨大悲哀,感受到自由独立精神与学术良知的无比珍贵。可以期待的是,高华所留下的学术遗产和思想效应将会对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和现当代史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间立场:高尚者的墓志铭

早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在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格局中已经形成了三大板块:一是在体制主宰下的主流话语研究体系,仍然在精心地建构着原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释文本。高华曾对1980年代的主流研究体系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但也必须看到近十多年来出现某些变化,在这种体系中也部分地出现了重视运用史料和轻度修正解释话语的趋向。二是主要以海外学界为主的研究话语,多是以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为解释框架,角度多元和观点新颖是其重要特征。三是站在民间立场上的独立学术话语解释系统,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与研究功力,它强调的是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和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警醒世道人心。在这板块中的研究者既有属于体制内的身份,也有在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但是身份的色彩在这里已经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学术品格上相互引为同道,相互切磋。

俯瞰这种学术景观,是我们思考“现当代史何为”的基本前提,由此而可以把高华的中共党史研究定位在民间立场话语体系中所产生的最优秀代表。

但是,在上述三大板块的学术取向之别的背后,还应该看到的是当下的学术体制及学术资源的分配状况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对整体上的研究事业产生严重的阻碍力,这也是高华的离去所引发的“现当代史何为”的重要思考。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中,高华自述:“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这种窘况与体制内主流板块中的科研经费黑洞之令人触目惊心相比,形成极大反差。

2005年5月,广东美术馆举办“毛泽东时代美术展览”,研讨会在延安举行。我作为学术主持人邀请高华出席并做专题演讲,他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令我大为吃惊;在延安参观的时候,高华对各处史事如数家珍,更使我感叹。一位以研究延安整风运动而闻名于国际史学界的学者,竟然在体制下得不到任何资助,高华说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恐怕也是实情。在这种状况中坚持做自己的研究,是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的。

在《革命年代》的后记中,高华的自述对于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前后两个阶段中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以及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形成有重要价值:“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止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进入新世纪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使得思考的空间更显得逼仄,面对着渗入到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

在高华的境遇中可以看到,在权力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语境中,真正的学术规范、自由的探索精神、独立的学术立场难有立锥之地。在政治学、历史学这样的人文社科领域,许多被知识界和社会公众争相阅读、反复讨论的学术专著根本不可能从垄断科研机制中获得任何研究资源,因而那些研究者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高华的现当代史研究在思想上的巨大感召力首先来自于他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勇气,从理想主义的道德批判精神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品格,这正是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赖以建立的稳固根基。在民间立场的研究话语体系的入口处可以刻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以求真求实精神突破史料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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