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学术败象与傻子量度法

  “傻子度量法”、行政化、大学产权的国有,官僚治校等,这些因素叠加,共同造成了当下中国高校骗术狂欢中,集体沦落的败象。     如何考察作品的质量呢?那就看发表刊物的“档次”。如何衡量“档次”?以该刊物近年来发表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来衡量。最后发现刊物档次的划分也有问题,就是所谓的高档刊物存在一个80/20的现象,即80%的引用的往往是那些20%的文章。一个在“高档”刊物发表的论文可能不会被引用,而发表在“低档”的刊物可能被引用的次数反而高,这个量度标准被“噪音化”而“失真”。

  已告一段落的“朱学勤抄袭”事件,因方舟子的实名举报申请复旦重查而再起波澜。

  1月23日,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称,已提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重新调查朱学勤抄袭案。方舟子当天将申请信在其博客上公布,并称朱学勤的抄袭比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汪晖抄袭”更严重。

  2010年3月以来,汪晖与朱学勤———知名学府的知名学者涉嫌抄袭事件引发了普遍关注。在事件披露后,朱学勤主动申请启动调查程序,“开胸验肺”,复旦大学随后响应介入调查。与汪晖和清华大学的双双沉默相比,赢得了媒体的一片掌声。然而,复旦最后认定的结果“注释不规范”却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不规范”究竟该作何解释?

  涉嫌学术抄袭和剽窃的个案,近年来一直层出不穷,如武汉大学周长城涉嫌抄袭案,之前北京大学王铭铭抄袭案等。不久前,笔者与一知名教授谈到朱学勤案。他表示,如果这也构成“抄袭”,那媒体对学者就“太苛刻”了。显然,这类现象已被学界内部视为当然。

  为何这么多学者都陷入了“不规范”的泥潭,是个人的学术败德行为,还是体制性的学术败象?答案显然是后者。抄袭仅是当下中国学术界集体参与的制度败象之一。不仅仅抄袭、剽窃、代笔,论文的买卖甚至发表等都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武汉大学的一个相关研究报告发现,大陆论文伪造买卖的市场,2009年已达10亿元的规模。

  被逼的“适应性行为”

  中国的大学究竟怎么了?学术专著、论文剽窃成风的背后远不是学术道德丧失如此简单,显然是激励约束机制的失效,是投入收益比的权衡结果。在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科研这部分主要是数发表的专著、论文数量。当“不规范”的专著、论文成为职称评比,职位晋升的主要手段时,产生的恶果不言而喻。靠这种邪门歪道来晋升要比靠真实本领来晋升容易得多,只要后被追究惩罚的机率很低,这种歪道就会盛行。

  如果一个教师,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创性,注释“规范”,不贿赂学术期刊的编辑,发表过程干净,如此一生能发表几篇论文呢?他在结果评比、职位晋升中怎能与“注释不规范”、剽窃请人代笔者竞争呢?因为后者的成本要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学术竞争者往往有三种。一是逃离高校,愤而退出游戏;二是主动认输,不与歪道者竞争,甘愿被边缘化;三是被“同化”,也拾起歪道之术。

  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更多的人是选择了第三类。这是在成本收益比下,竞争者被动选择的一种“适应性行为”,你不跟着做一定有额外的损失。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骗术高明与否的比拼,知识本身的生产荒芜,游戏的性质被完全改变,真才实学反而无人问津了。惊人的学术成果,比如有些被曝光的教授一年竟能出产7本专著,只能表明如此歪道骗术是如何的猖獗疯狂。实际上,整体性的学术道德底线沦丧,并不是学术腐败的原因,而只是一种结果。

  邪门歪道成为学术争胜的一个机制,完全改变了高校的学术氛围,原因就在于参与者被惩罚的几率低,要支付的成本也随之降低。一般而言,几率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执行的问题;二是游戏规则,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本身有问题。对学术专著、论文的注释的规范,抄袭、剽窃等,各高校多少都有一些处罚规定。因为要发现、查处一些违规者的成本较高,使得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明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加大惩罚力度,比如来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运动,是无济于事的。王铭铭、汪晖、朱学勤这些知名教授的“不规范”处被发现,只是体制败象的“倒霉蛋”而已,冰山下尚有更多的邪门歪道者。这种执行成本高的背后恰恰是游戏规则出了问题。现行的一套学术评价体系,不仅执行难,成本高,而且还延伸出更多的问题,抄袭剽窃上瘾,“山头”“学霸”肆意,腐败贿赂成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知识该如何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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