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传播力问题

【摘要】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主要是期刊社建立网站、在线审稿、设立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化”;与大型数据库合作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公益平台推进;学术期刊机构方联盟数字化。总体上看,“自媒体化”工作艰难,开展成效不明显;与商业化数据库平台合作成效突出,但存在张力;数字化实践中理念存在偏差,缺乏传播力的精准定位。数字化改变了学术期刊的传播生态,传播力成为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内在逻辑是新技术对传播方式革命性的整合和再造,以及传播力的内在价值诉求。传播力建构是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当前要做好以下学术期刊数字化工作:认清学术期刊数字化的本质,坚持办刊自信;积极推进和实施传播力发展战略;提高政治站位,寻求政策性传播力道。

【关键词】数字化;学术期刊;内在逻辑;传播力

数字化改变了学术期刊的传播生态,传播力成为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期刊引入核心期刊评价引发“鲶鱼效应”,产生极强的内生动力。一时间“影响力”成为各期刊社竞相追逐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过去单向度的静态的传播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期刊的发展。但从近20年的评价实践来看,它并没有改变学术期刊封闭的办刊生态环境。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技术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工具性层面,而是全行业生产方式颠覆式的变革。如果说核心期刊理念坚持的是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功夫在内的话(“内容为王”),那么数字化背景下就强调内外兼修,既强调内容生产,又重视知识传播、追求外延式发展。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工作已经破局前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国家层面,“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已明确提出了数字化期刊发展的具体目标。但在实践中相较于商业性或者说经营性期刊来看,学术期刊明显存在数字化意识主动性不够,整个工作较为被动和迟滞的问题;数字化中“去期刊化”的问题,也直接对学术期刊形成困扰,使办刊者陷入深深的迷茫。本文以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为视角,聚焦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实践、通过数字化与传播的内在逻辑分析,揭示出学术期刊数字化的传播本质,以期在传统纸质学术期刊的数字化正确转型问题上抛砖引玉,就教于专家。

一、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及存在的问题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学术界对此也有多种理解和定义。以传统的纸质版学术期刊为视角解读,学者给出的定义是:从广义的角度看,是指学术期刊出版内容、编辑流程、经营方式及期刊社内部管理等全方位的数字化,其中不仅包括出版物内容的数字化,也包括出版行为的数字化。[1]从狭义的角度讲,有学者认为数字化是依托传统学术期刊的内容资源,运用数字化和网络技术进行立体化的传播,其主要是出版物内容的数字化。[2]从数字出版的形态来看,学术期刊数字化又可分为数字化期刊和数字期刊两种形态。有学者认为,数字化期刊是基于传统纸质期刊的数字化,即利用数字化技术改变纸质期刊内容的载体形式和用户阅读方式,主要体现为介质多元化、推广网络化、传播立体化。这一表述相当于上述的广义概念,而我们今天谈的学术期刊数字化也主要是这一内容。数字期刊则是基于数字化技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全新出版方式,完全脱离纸质载体以数字内容的编辑出版为流通介质,以互联网或其他电子通信手段为渠道,以网上支付或电子支付为交易手段,完全实现在线审稿、出版发行工作。[3]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实践形态和问题还主要是传统纸质学术期刊如何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因此我们也主要以传统纸质学术期刊数字化为视角来分析数字化转型问题。

(一)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实践考察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的样态,有学者总结为“三个平台”和“五种模式”。“三个平台”即期刊数据库第三方平台、学术期刊门户网站平台、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和开放阅读期刊联盟等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开放存取平台,“五种模式”即优先出版、延时出版、开放获取、纸质版的网络版、学术论文个性化组合版。[4]如果以单个学术期刊为视角,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况:(1)学术期刊社数字化的“自媒体化”和数字平台建设。所谓“自媒体化”,即期刊社以传统纸质学术期刊为依托,积极开展数字化出版和传播工作,主要表现在自建网站传播,在线审稿等编辑出版管理,创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其中数字平台建设主要为网站建设,个别有实力的期刊社开展了电子版的出版发行工作,如《新华文摘》;还有一些媒体集团尝试开展了媒体融合,实现了学术期刊数字化,如浙江大学学报。[5](2)与中国知网等大型数据库平台合作开展数字化工作。根据江苏省的统计,截至2017年,江苏省有65.8%的期刊建立了独立的官方网站,其中90%为专业类学术期刊;有93.7%的期刊加入中国知网。调查分析中有两个100%:一是所有期刊均建立了数量不等的数字化形式,二是全部专业学术期刊加入中国知网出版平台。[6]与大型数据库平台合作形式较为简单,即学术期刊社将每期的内容光盘“出售”给数据库,一般按10%的收益分成,知识的再生产、经营一般与期刊社无关。近几年大型数据库在即时通信平台等应用方面也提供给期刊社很多技术支持,如优先出版、OA系统、在线审稿、学术不端查重、语义出版等。目前,以大型数据库平台为主导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工作正向纵深发展。2017年10月,中国知网与首批合作的436家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发布学术论文录用稿网络首发联合公告,将期刊以录用、初步定稿或已定稿件以单篇或整期的形式通过中国知网平台优先出版,开启了我国学术期刊首发出版新模式。[7](3)国家数字化战略学术期刊公益性平台推进。2011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创建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2012年3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截至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库收录期刊665种,论文近300万篇,在传播方面与商业数据库平台相比存在较大差距。(4)学术期刊机构方联盟数字化。在实践中,期刊联盟之路并不顺畅,往往呼吁的多,成功的少,如早期的“合肥宣言”最后也是无疾而终。[8]联盟的意义一方面是适应数字化的资本、信息、人才密集的需要,破解支持条件难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商业大型数据库平台分庭抗礼,争夺话语权的需要。但从目前来看,学术期刊机构方联盟数字化并没有实现初衷与超越,而是仍然在探索中。如2015年7月,社科院系统、高校及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与团体、新闻出版机构等联合成立中国学术数字出版联盟,该联盟依托《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系列标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人文社科学术成果重要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众书网搭建的“国际化按需出版数字传播网络”“学者在线”“壹学者”等建立学术成果应用发布平台[9],2018年9月第五届中国(武汉)刊博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新媒体与学术期刊传播’暨社会科学期刊新媒体联盟发布会”,集合院内81种学术期刊组成方阵与社会各方联盟建立新媒体平台数字化发展,都意在努力实现学术期刊机构方联盟数字化。

(二)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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