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有学问真有才(组图)

 
《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荫麟全集》也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出版。  
 
《中国史纲》虽只有区区半部,却反映出编纂者通博的史识、达乎化境的史料裁择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  
 
 
张荫麟致傅斯年信札。  
 
 
张荫麟与贺麟(中)、陈铨(右)摄于1926年。  
 


  68年前的10月24日,张荫麟病逝于贵州遵义。这位生前被多位大家、同仁许为“天才”的史家,身后却少有人提及其人其文。

  究竟他的才、学、识如何让时人侧目?他对学术通道的苛责式的批评为何能赢得被责者的尊敬?他的通与专,他对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标准,对今日学界有何借鉴意义?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家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副主编李红岩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李欣荣博士。

  1谈《中国史纲》

  首倡通史“笔削”五种标准

  南方日报:张荫麟以史学为平生志业,但他在世时出版的惟一一部史学著作是高中教科书《中国史纲》,并且只有半帙,如何透过这部书来看待他的史学成就?

  曹家齐:一部《中国史纲》,虽终于后汉之立,却于社会之变迁、思想之贡献、人物之性格,兼顾而并详之;又于历史全局之因果,以网状之维路,具哲学之思辨。独断而中的之见,更是层出不穷。此大家之手笔,非具卓越之史识,实难为之。

  李红岩:俗语云: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历史学界有一个学术默契,时髦话叫“潜规则”,即不以著作数量衡人。所以常有著述不多而公认为学者大家者,亦有著述等身而被视之蔑如者。究其原因,在于史学界向来重视同行公议,少取社会评议。张荫麟可谓“能”而且“学”者。《中国史纲》虽只有区区半部,却反映出编纂者通博的史识、达乎化境的史料裁择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判断一部著作的优劣,不仅要看表面,而且要看表象下的水有多深。张荫麟这部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通”字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是中国史家自古以来就追寻的高超境界。张荫麟的著作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一点。

  李欣荣:张荫麟的著述很多,约在百万字以上,但无可否认,这半部《中国史纲》的确浓缩了他自1935—1942年间的许多心血,更反映出其治学追求博通的旨趣。陈寅恪推荐张氏在北大讲授通史课程,显然也是看中了他的这种特质。作为梁启超的私淑弟子,张荫麟受到其晚年由专入博理路的影响,以及写作中国文化史理想的激励,早就有撰修通史之志。留学美国时,已打算“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研习哲学和社会学也无非为了拓展治史的视野,以利于日后撰写通史。后来得到傅斯年的推荐,编纂中小学教本,方有机会一偿其抱负。

  南方日报:与当时其他通史著作如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相比,张荫麟《中国史纲》有何特点?

  李红岩:上述三人,均为学术大家,而且钱、张二人尚有相当的友谊。以天分或眼光论,张荫麟天纵之才,又习欧美新学,娴于蟹行文字,故上天入地,较二老自然未遑多让,但早逝,而钱、吕二老得享天寿,允为学术大师,这是张荫麟学问发扬不得不戛然而止的无可奈何处。又限于体例,张的著作自然较钱、吕二大师的著作为简短、浅易。如果说钱、吕二大师是以独家之学为一家著述,则张氏之书则属于以独家之学做公共产品。台湾学者何佑森先生常说,学术著作有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四种境界。张氏通史即属于深入浅出一类。所以相较而言,钱、吕二通史更加深沉。对上述三人,学界均有专门研究,而以钱穆研究最称显学。吕氏研究集中于华东师范大学,成绩颇丰。总而言之,三位学者的著作均是经典,如同玫瑰牡丹,共为艳丽,各有特点,但不可分轩轾。

  李欣荣:通史之作,关键在于求“通”。这不一定反映在时代的通贯上(即半部书亦无碍),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全体以及历史发展的线索有切实的理解、掌握和叙述。张氏通史引用西方哲学(逻辑学)的思维,提出通史“笔削”的五种标准,以提高通史撰写的科学性。同时较为难得的是,对于史实的解释并不生搬硬套西方的教条和理论,强调的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

  “笔削”的标准明,而后历史线索亦清晰可见,故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而加以充分地叙述。这无疑会使其书显得要而不繁,条理分明。同时,张氏通史特别重视文字的简练和雕琢,以“说故事”的方式撰写通史,而且不参入考证,也尽量减少原始文件的载录,极大地增加了阅读趣味。

  另外,张氏通史拥有较强的合作分工意识,其注意与吴晗的配合,邀请学有专长的史家提供各专题的初稿就是明证。与钱、吕二氏相比,张氏应属接触西方学术较多的新派史家,较能吸收当时新出的研究成果,比如商代文化的撰写,就是借鉴了中研院史语所在殷墟的发掘成果。

  3谈学术批评

  当下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有问题

  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绝不会树敌。正当而纯洁的学人绝不会把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视为寇仇。呼吁教育部相关学风治理机构能真正动起来,办几个大案,震慑一下学术败类。

  南方日报:张荫麟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学术大家的赏识?

  李红岩:当然是因为张荫麟真有学问、真有才。前提是他进入了这个高层的学术圈子,而且为人好。人好、学问好、有见识,人不“捧”之,谁“捧”之?

  李欣荣:张氏成名得益于不少同为粤籍的在京学人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梁启超、陈垣、容庚、容肇祖、伦明等人。在清华学习期间,得到《学衡》主编吴宓的赏识,进而受知于陈寅恪;后被陈氏推荐入北大和史语所,虽然未成,但已给傅斯年以深刻印象,在1935年被傅氏推荐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可见张氏获得的人脉支持跨越新、旧两面,有助于其及早成名。

  南方日报:与学术大家大力提携相反的是,当下张荫麟学问才情乏人表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曹家齐:张荫麟先生当下之“知名度”与其学术贡献确实不对称。只因其去世太早,门下弟子难成规模,高足李埏、徐规等人也和乃师一样,醉心学问,非常低调。

  李红岩:这也不奇怪吧。钱锺书先生说过,学术也有行情涨落。我知道文学领域有门文学社会学。其实,学术领域也应该有门“学术社会学”。相对来说,张荫麟还算是有人表彰的。不仅有博士、硕士写的论文,而且著作也出版了,文集达好几种。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台湾学者黎华赵许多年前写的专门研究张荫麟的硕士论文,至今依然是最优秀的。

  李欣荣:其实张氏在港台的学术圈一直保持其影响和地位,文集和《中国史纲》也出版多次。中国大陆则是因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学术传承的中断,而对张氏其人其事有所忽略。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其高足李埏、徐规等先生发表论文,大力弘扬张氏之学。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陈润成教授和在下联手,先后编有“张荫麟研究”三部曲:《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已在去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荫麟全集》也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出版。到时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于张氏学术乃至广东学人成就的关注。

  南方日报:张荫麟治学之初多以攻错商榷,并且很多都是大家,有“擒贼先擒王”的气势,能否评价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商榷之作的治学门径对初学者有何启示意义?

  李红岩:相声中有句话,叫“抬杠学本事”。这当然是贬义。在学术界,用抬杠来出名,并且也确实学到了本事的人并不少。但张荫麟不属于这一类“下三滥”。张荫麟早年多与学术名家商榷,表明了他锐利的学术目光,令人钦佩。这里我觉得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批评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论文中使用了“默证”。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古书中没有记载某个东西,就说没有那个东西。我有个小师弟,写文章认为张荫麟的批评不成立。我认为还是成立的,这个批评从方法论上入手,是一个很致命的批评。对初学者来说,写评论文章可能是最好的读书门径。当然,不能有“抬杠学本事”的想法。别忘记,张荫麟先生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正的。

  李欣荣:张氏投身学界之初,的确曾与诸多大家商榷,例如梁启超、胡适、朱希祖等人。这当然会给时人以深刻印象。不过张氏更多地是与学界新锐相商榷,或是就前沿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顾颉刚先生发表《古史辨》之时并非成名学者,张氏还是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疑古意见;郭沫若流亡日本,其时不以史家知名,当其初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氏即便身处美国留学,也撰文表达正反两面的看法。可见张氏并未有“擒贼先擒王”的想法而去选择批评对象;商榷有批评价值的作品,对事而不对人,这才是其商榷之作能够获得大名的主要原因。不过,对初学者而言,最好还是从正面立论,商榷之作不妨少作。

  南方日报:张荫麟学术批判苛责,本应树敌无数,却赢得了很多人包括被批评者的赞誉乃至尊敬。反观当下,学术批判、学术打假困难重重、很不美妙,对此您有何评价?

  李红岩: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绝不会树敌。正当而纯洁的学人绝不会把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视为寇仇。张荫麟的批评与被批评者之间,正印证了上面的判断。反观当下,古风不再,我以为批评与被批评者都有问题。为什么神圣而理所当然的打假在评价上形成了决然对立的两极?这本身不就说明打假者也有值得人们反思的地方吗?为什么许多明明是假的东西堂而皇之地获了奖?这不正说明造假之风的浓烈吗?我认为,政府必须重视学术打假的事情了。可喜的是,教育部等部门已经成立专门的学风治理机构,我呼吁他们能真正动起来,真正办几个大案,震慑一下那些学术败类。

  李欣荣:学术评价只要言之成理,对事不对人,相信真正的学人必定不以为忤,反而会闻过则喜。学术打假招致暴力报复这样极端的事件毕竟罕见,建立一套成熟的学术评价机制更为急务,特别是注意评点学有专长之作,提高整体的学术水准,“假冒伪劣”的学术作品到时自然难以藏身于学界。

  ○通史“笔削”五标准

  张荫麟在通史编纂中注重研究史实的选择和综合,总结出通史“笔削”的五条标准,这就是新异性的标准、实效性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他认为训诲功用的标准应予以放弃。因为学术的分工,历史的训诲功用应由各专史承担,如历史中战事与战术的教训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张荫麟指出,训诲功用以外的四条标准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

  2谈“通”和“专”

  牢守于某个碎片沾沾自喜不可取

  张荫麟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四部综核之学,后来接受西学。这是这批学人既“专”且“通”的大背景。

  南方日报:除了通史撰述之外,张荫麟在其他方面有何学术贡献?

  曹家齐:张荫麟先生兼通文史哲,学术兴趣广泛,一生著述多达170余篇,100余万言,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著。其史学著作中,论性质,从记注、考据、序跋到著述,一应俱全;论门类,从史学理论到专门之思想史、社会史、文学史和科技史,无所不有;论时代,则上古、中古、近代,皆有涉猎。

  张荫麟先生对于中国史学之贡献,并兼理论与实论(指具体历史问题之研究)。众人常谓史家治史,于理论、实论难能相兼,有大成就者,或独擅理论,或长于实论,二者兼擅且有突出贡献者,唯法兰西之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然以张先生成就观之,实乃东方之又一人。张先生《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论历史哲学》、《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等,“仅仅这数篇文字,已足以使他名传竹帛,并在现代史学上占一突出席位。”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列代表性史家17位,以述清末以降中国史学之建树,张荫麟先生赫然位居梁启超之后,正由于史学理论之贡献。

  此外,张荫麟先生后期,以治宋史为重,不惟于许多课题有发轫之功,且是最早在大学开设宋史课程的教授之一,更以《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北宋的外患与变法》、《宋代的文学与思想》等数篇短文,建宋史研究之体系,立宋史叙述之框架。自此而后,直至今日,通史著作之宋代卷,及断代性之宋史著作,几无破此体系与框架者;就张先生所成文字看,虽言简而意赅,读来无不有历久弥新之感,其整体认识与论断,后人亦少有超越。

  李红岩:张荫麟是兴趣广泛、治学广博的通才。除在哲学、历史编纂理论、宋史、科技史等领域外,在中国近代史的某些专门领域、文学史、书法艺术史以及翻译实践、学术批评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绩。关于这些,我编选的张氏文选《素痴集》均有反映。比如说他曾经与冯友兰先生讨论哲学问题,曾经专门表彰古代科学家张衡的成就,曾经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他对鲁迅、郭沫若均有正面的评价,还是最早研究甲午海战的专业史家。此外,他还非常关心时事,是一位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他用对话体的形式发表过一组系列文章,大体上都是谈政治的,很犀利,也很有趣。

  南方日报: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史学研究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通”和“专”似乎成了学者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张荫麟为什么能够二者兼擅,对今天的学界有什么借鉴意义?

  曹家齐:今之史学界,才学识三者咸可称者,未之有也。首先是时势使然,但教育模式亦当其一因。今日之史家,青少之年皆入现代之中小学,十年之光,纯为应试,且重理科。虽有历史之科,但偏于说教,难以称学。及入大学专门习史,则多近弱冠之年。而其时于文于史,基础皆未备。及获硕博学位而以史立业,则多是由史而史,未及其它。虽曾有涉哲学,然循此不仅难以明事理、习史法,反成治史之桎梏。故今之史家,虽皓首史业,却识见未达,学养未备,而文章亦乏声色。

  李红岩:我一直认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就是一步步走向形而上学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使用的那个意思,其中就包含了分工精细、分门别类的涵义。形而上学化是学术的进步,这首先必须肯定。但是,它会有很多弊端。对此,恩格斯讲得非常清楚。张荫麟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四部综核之学,后来在形而上学化的大潮下接受西学。这是这批学人既“专”且“通”的大背景。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形而上学化的弊端,倡导通博之学。当然,术业有专攻,有偏重不可有偏废。我建议学者们记住钱锺书先生的告诫:学术上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牢守于某个碎片沾沾自喜,很不可取。

  李欣荣:“通”和“专”并非截然相对,而是相辅相成。在“通”的基础上求“专”,才可能是有深度的研究。张荫麟生活的时期,西式的学科体制建立未久,可供学人以史学的新规范、新视角去做研究的领域触目皆是,学科界限也不容易限定张氏这类处于过渡时期学者的思维。正因如此,张氏后来才会做出今天所见的史学、哲学、文学和国学等多方面的贡献。其实学科间的界限和内部分工,纯粹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并不是绝对的。目前的学术体制过于强调学科界限和专题研究,未必是最佳的方法。

  4谈教科书

  史地教育失败便是整个教育失败

  当年明月、袁腾飞等历史通俗作家的走红,已反映出民众对于历史知识有着强烈的了解愿望。然而其中又不乏戏说历史和附和民间一般趣味的成分,同时史学界内公认的研究成果却难以传播到民众当中。

  南方日报:张荫麟对当时的教科书一直非常不满意,当时就有人说过:“小学、中学和大学以及国民的历史教育都没有什么成绩……国民最基本的教育当然是史地的教育,史地教育的失败便是整个教育的失败。”如今,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是否有所好转?

  李红岩:张荫麟这话既是对教科书现状予以批评,更是对教科书编纂提出更高要求。其实,晚清废除科举以来,新式教科书编纂一直在进步之中。在社会转型的大势下,新式教科书自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征等人前驱先路,一直到今天,其最大的成绩,我以为就在于对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如今,学者们正努力在创新思维的驱动下,编纂出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教科书。问题当然有,但成绩是主流。最大的问题,我以为是对优良传统的减损。具体说,我不赞成在历史教科书中减损乃至驱离关于近代革命的内容。

  李欣荣:大学阶段重在博览群书,历史教科书的作用相对没有中小学那么重要。就十多年前的阅读印象而论,中小学教科书的弱点反而在于太有条理,同时内容取舍的标准或难得客观。此外,教员的讲授能做到深入浅出,授课活泼有趣,进而引发学生研读历史的趣味,或许更为重要。

  南方日报:钱穆说过:“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对此您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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