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与追求

1951年小学毕业,我考上湖北省立马口中学(省重点),1954年初中毕业,考入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1954年的长江大水,冲掉了我上高中的梦想。1954年7月到1956年8月,我在家乡种田,当了两年农民,参与了互助合作运动全过程,当过高级农业社会计。1959年高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也经历了从三年困难时期到经济恢复时期的全过程。

我在大学的学年论文做的是秦汉之际的游侠,毕业论文做的是苏美建交问题。我本来想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研究生,临考前历史系党总支通知我,要我报考外交学院,我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我没有能够去读外交学院研究班,却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要来了。此后,我的人生和我的学术道路,就与近代史研究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一、我在近代史所经历的“四清”与“文化大革命”

1964年8月中旬,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那年,我刚满25岁,青春焕发,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能进入首都北京,能走进最高科学殿堂,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在最高科学殿堂里,真正从事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却是在13年以后,即在1978年以后,1979年,我就满40岁了,刚刚评上了助理研究员。那一年,两鬓已初现华发。

到所里报到后两三天,所里派我和郭永才到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报到,那里正在举办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我们去做会议服务工作。我被分配在政法组,替政法组中国代表刘思慕做秘书,整理会议记录。郭永才被分配在历史组。在那里服务10天左右,回到所里,就准备参加“四清”。

“四清”是俗称,正式称呼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近代史所与拉美所的人一起,去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这是中央统一部署的。行前学了一个月文件,包括“前十条”“后十条”“刘少奇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等。

我记得,临行前,范老(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在大会议室举办全所宴会,为参加张掖“四清”的同志们壮行,他还特别把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介绍给大家。1959年反右倾以后,张闻天被安排在学部经济所,刘英被安排在近代史所。去甘肃前,所内团支部改选,原书记仍旧,增加了一名副书记张友坤(所党支部青年委员),增加我为支部委员。接着在全所大会上,刘大年副所长总结了一个月的学习,张崇山副所长作了临别赠言,我代表团支部读了决心书。10月30日我们抵达张掖县城,学习一周,主要是了解张掖地区的情况,学习西北局、甘肃省委关于“四清”的文件,传达甘肃省委“四清”工作团对工作队员的纪律要求等。

我和王忠先生(副研究员,专长西藏史,现已过世)分在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二队(包括任家庄、周家庄、褚家庄),开始住在任家庄一户农民家里,后来住进周庄一个周姓农民家里。贾家寨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是近代史所副研究员蔡美彪。

我们在张掖农村生活了8个月。我们的工作,按照“桃园经验”是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一落实。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发现当地情况不像“桃园经验”所说的那么严重,生产队干部“四不清”也就是稍微多吃几斤粮,有些男女关系。“访贫问苦”1个月左右,没有发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四清”工作本身并不重。1965年2月,中央有新的文件俗称“二十三条”发下来,学习后觉得很高兴。“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走资派”,这个概念一出来,我们觉得生产队、生产大队没有党内走资派,所有干部一律解放。1965年5月,结束“四清”工作,离开村子时,当地干部群众都来欢送,似乎有点难舍难分。而我的实际感受是,“二十三条”是纠正了“桃园经验”的偏差。2013年7月我顺道到贾家寨探访,遇到了当年生产队褚队长,他还认识我。他说当年工作队把他们都解放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很是感谢。

1965年6月中旬,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就转到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住进于口大队上孟、下孟、于口几个生产队里,目的是完成国家规定的大学生劳动锻炼时间。这个生产队在山区,没有平地,主要在山上经营果树,主产梨。我们在山上同农民劳动了7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1948年淮海战役,黄县各村里的农民,人人都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来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在黄县农村有了比较切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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