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涛:王仲荦先生的三大学术特点

学界论及王仲荦先生之学术,每言及古史分期之魏晋封建说以及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对于先生的其他著述,论之者不多,而对于现有著述之外的胸中学问更是知之甚少。王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初入于章太炎先生门下,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实现了学统与新知的融合、考史与著史的兼领,是淹通文史的一代方家。

第一,学统与新知的融合。到章太炎先生门下后,王先生一方面陪侍他在苏州和无锡等地讲学,同时潜心攻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文始》等;另一方面,则在章太炎先生指导下,初步完成了《北周职官志》与《北周地理志》两部书稿。这两部书稿奠定了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学术基础。

在学问与阅历的砥砺中,王先生愈加领会到章太炎先生学问之精髓。多年后,他曾这样总结道:“第一,章先生继承了浙东学派‘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讲经学就是提倡史学;第二,认为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鉴,‘保国性’,也就是发扬爱国主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严夷夏之防,劝人不要当汉奸。”这种体认,既是对自己学统的总结,又成为前往新的历史时期探求新知的津梁。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先生改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万象更新,马克思主义全面进入史学领域,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在这方新的天地中,有的学者固守学统,仍旧在原有的天地中默默耕耘;有的学者幡然求新,在新天地的风云变幻中得心应手;还有的学者在继承与求新上上下求索,实现着学统与新知的融汇。王先生属于后者。这些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加之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史学研究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既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又要精通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王先生在这种结合上走在了史学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

在这场大讨论中,王先生除《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外,还先后完成了《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连载于《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篇长文。

在积极参与古史分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讨论的同时,王先生还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多次发表论述,先后发表了《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丝织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棉纺织业》等论文,是建国后较早进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王先生发表于《文史哲》1953年第2期上的《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一文,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作。这篇文章被严中平先生誉为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创新之作,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数十年前风起云涌的这场大论战似乎已尘埃落定,不论史学史将如何评价,我们坚信,这场大论战所蕴含的学术内核弥足珍贵,所带来的学术繁荣与学术进步同样不容忽视。中国的相关史学家们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责任驱动,在新中国的召唤下,要写出“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在王先生的学术活动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在大量的讨论中蕴含着这一责任外,他还专门著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一文,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欧古代中世纪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试图阐明中国式道路的由来与走向,这也是建国后比较史学的代表作,惜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1980年代前期,王仲荦先生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左起:赵凯球,任明,王仲荦,郑佩欣;第二排:王大建(左三),傅克辉(右二),陶卫东(右一);第三排左起:齐涛,刘统,胡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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