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天祥关于《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总序

佛教在线讯 麻天祥教授为《汤用彤评传》、《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等四种著作撰写 《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总序。详见下文。

今人尚八,尚六,古人尚三,尚四。故儒家举三纲(亲民、明明德、至于至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勉而行之;老子有三宝,持而保之,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我常以此自勉。今拙著四种得武汉大学出版社垂顾,结集再版,而冠之以《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者,也是表明心迹而已:既有继绝学于往圣的立言之意,更有不敢为天下先的感戴之情。

俗话说,光阴似箭,自从我在近不惑之年,重新选择人生道路,走上这条充满太多幻想,朝乾夕惕而又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一晃便又是20个年头。我始终记得,任继愈先生的教诲:聪明可以成事,但单靠聪明成不了大事,因而时时告诫自己,一只迟飞的鸟,即便不苯,也得不停地鼓动双翼,才能有所作为。20年间,我视学术为生命,不敢有丝毫懈怠。自9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16种,20余册。至今审视,虽抱缺憾,不敢宝瓦砾为珍奇,但也可稍慰平生,而不致有虚度年华的悔恨。武汉大学出版社,尤其是陈庆辉社长、王雅红主任,为繁荣学术,不懈努力,高屋建瓴,选取拙著《汤用彤评传》、《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四种(原计划五种,《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去年10月已再版),结集发行。对此,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在我看来,《汤用彤评传》是治学的指导,《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是对中国佛学和禅宗思想的系统反思,《中国近代学术史》是学术研究主攻方向和理论基础,而《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和《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一样,则是我治学的入径之途。它们恰恰体现了我在20世纪学术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汤用彤评传》早在93年出版,是继我的博士论文《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在台湾出版后的第三种学术著作。汤先生幼承庭训,早年留学哈佛,学贯中西印,任教北京大学,并被委以新中国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学术上主张同情理解、广搜精求、平情立言,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被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其为学为人,都是我生命追求的楷模。所以在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立即申请了一项省社科基金,并在南北辗转中,全力以赴,亦得同学之辅助,系统地梳理了汤用彤先生的生平、新人文主义,以及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研究。汤一介先生亦为之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以《国学大师丛书》在同一年内两次印刷,在学术界获得了好评,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所谓:有别于讣告式的传记题材,“写的十分优美动人,令人赞叹不已”的过誉。仅从这一点上讲,也可以说无愧师承。13年后的今天,此书能得以再版,也是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无量功德。

《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是我在母校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7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是我刚到美国作访问学者时的事。其实,自步入学术界之后,我的研究重心多放在近代,于禅宗思想实在是基于对中国佛学的系统反思,对禅、禅学、禅宗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有自己的思考。窃以为,禅宗思想是大众化的庄、老哲学;禅宗思想的兴起,基于《南华》,而承于道生、僧肇诸大德之后,是庄老的哲人之慧,而非僧人定心修身之法;宋以后的佛教,尤其是禅宗,不是衰落,而是居高临下的全面渗透;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陶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书着重论述禅宗思想在宋代以下同传统思想交相渗透的文化轨迹。但由于初版印数有限,发行面较窄,近十年来不断有人查问,求购,常欲再版而屡屡作罢。近日却如枯木逢春,将有多种版本面世。修订本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全部改写了近现代部分,增加了禅与基督教的对话,进一步彰显禅宗思想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对禅的现代诠释,力图全面展示禅宗思想全球化、现代化的特征。

中国近代学术原本是我关注的焦点,涉及到佛学、经学、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忘却对近代学术的辨析和总结,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积累。《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出版虽然在2001年2月,但交稿却在我离湘之前。其内容集中在如何评价传统、怎样引介西学、建设什么样的未来文化,充分表现了“变”与“合”的特征。全书60余万言,涵盖了经学、子学、佛学、史学、文学,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书后附近代学术年表,是首次系统展示中国近代学术的专著。《民国学案》的编撰也是由此导引出来的。然而,我深知,学术专著的出版是很有些难度的,所以,虽宝瓦砾以自珍,却无意求助任何一家出版单位,这一点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幸运的是,湖南师大出版社却不顾亏损,仅以印数700册面世。应当说这是校领导对我的特别关顾,当然也是我的学生们的辅助让我实现了这一夙愿。特别是吴仰湘博士,在作皮锡瑞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同时,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和我谊兼师友李清良博士,同样为本书作出了无私的贡献。这次结集,又得湖南师大出版社以“君子协定”慨允同时出版,尤其让我且惊且喜。原本以为无人问津的冷僻之作,如今却似宠儿倍受青睐,更教我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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