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之声】 韩立新:“日本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学术范畴

“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可分为“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针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性研究”这样两个方面的话,由于远离苏联意识形态的控制,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相对自由,因而更接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貌,其成果毫不逊色于掌握着原始手稿解释权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在针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性研究上,由于日本属于东方,它对马克思理论的吸收和应用明显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正是因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具备这样两个特点,它在学术研究上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同等级别的范畴。在这里,笔者试图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特点以及中国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和意义进行讨论,希望尽早在中国学术界确立起一个“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

(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日本是东亚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曾经出现过幸德秋水、堺利彦、福本和夫、栉田民藏、河上肇、户坂润、三木清、古在由重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很早就翻译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组织“唯物论研究会”,出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等,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翻译为例(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要著作日文版的出版时间表”):《共产党宣言》早在1904年就被翻译成日文。苏联在1927—1935年出版“MEGA1”(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期间,日本几乎在第一时间里就对它进行了翻译,出版了改造社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的翻译出版是在1927年,也就是在原文发表的同一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被翻译成日文是在1932年,也即“MEGA1”第1部门第3卷出版的同一年。而《手稿》被翻译成俄语是在1956年,被翻译成英语是在1959年,日文版显然早于世界上的其他版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翻译完成于1965年,而俄译本是在1968—1969年,英译本是在1973年,法译本是在1967—1968年才正式出版的。

尽管日本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力量真正成型则是在社会剧烈动荡和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象征是实现了两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其一,之前由于受苏联教科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倾向,即遵从类似于“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倾向。随着1956年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手稿类著作的出版,日本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纠正这两种倾向,摆脱苏联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一大批日本学者相信,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什么“苏联权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权威”,如果有什么“权威”的话,那只能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正是出于这种信仰,他们开始寻找马克思的手稿,试图从第一手文献去研究马克思,按照马克思的本来面貌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到70年代初期,终于出现了大量原创性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以内田义彦、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为代表的“市民社会论”和以广松涉为代表的“物象化论”。

其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提出了一个与如何认识马克思的“整体像”相关的“卡尔·马克思问题”。在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以及如何评价这“两个”马克思等问题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从人道主义角度解读《手稿》,甚至解读整个马克思主义,认为早期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高峰。与此相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晚期《资本论》的科学精神,将《手稿》视为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而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结果,在马克思思想史上就出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的马克思”、“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的双重对立。这些对立的背后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用日本学者的说法,就是对马克思的“整体像”、“原像”的不同认识。这一课题被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内田义彦称之为“卡尔·马克思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成为6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正是在这一主旋律下,才诞生了广松涉的“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图式和望月清司的“异化和分工的历史理论”等。

上一篇:【学术动态】清华李帮喜副教授凭借Springer专著获经济理论学会(JSPE)奖励奖
下一篇:杨新民:三十年坐热“冷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