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六大症状:青年学者混几年敢称著作等身

  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不多

  中国的大学校园,有大批知真向善爱美的学人,也有造假邪恶乃至极其丑陋的东西。

  后者,集中体现于学术腐败上。

  七拼八凑编教材

  一位硕士毕业五年的学者告诉记者,他已参与编辑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说,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在翻看参考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和套路,既不需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需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

  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着“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上世纪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靶子”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大学生们。

  洋虎皮做大旗

  记者曾经采访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该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说自己曾经得到过某某学术泰斗的真传,是他的几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经与某某学术大师过从甚密,与某某学术名人也是铁哥们儿。所幸记者对学界也略知一二,与该学者所说的某学术大师和学术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记者与他们提起该学者,他们竟然一脸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记者又采访了该学者提到的某某学术泰斗,谈到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学者,这位学界泰斗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生。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自己的身价。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作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惟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贻笑大方。

  翻看一些高校学人主编的教材或撰写的专著,会发现不少书上都列着各种各样的学术顾问,比如那位与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过密的国内学人的一本专著,就开列了一二十位的国外各个著名高校的学术顾问、总顾问、特约顾问,而有些学术顾问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当的是什么顾问。

  泡沫与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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