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则杰《清诗考证》:应该像这样规范学术著作

  清诗研究专家朱则杰先生新著《清诗考证》,专门针对清代诗歌本身和现有研究成果中的各种实质性问题,运用传统的考证方法进行研究,其严谨程度令人赞叹。该书在写作体例乃至征引书目等细节方面,也都有许多与一般著作不尽相同之处,认真细致几乎无以复加。

  关于年份及具体时间的表述

  古代一般用年号纪年,或者用干支纪年。当今学术著作的写法,一般在年号纪年的后面加注一个公元年份。但是,假设年号纪年和所注的公元年份有一处笔误或刊误,那么读者就很难适从,不能判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因此,《清诗考证》全书,凡是遇到必须交代的年份,都采用年号纪年、干支纪年、公元纪年三者并出的方式,例如“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在一般情况之下,即使其中某一个出现笔误或刊误,也还有另外两个可以参照,从而起到“三保险”的作用。这一点在《清诗考证》第三辑第八十篇《袁枚诗集编年干支及其他》中专门做了说明,可以看出作者的有意追求。

  至于民国年份,则只出年号(国号)纪年、公元纪年而不注干支,例如“民国八年(1919)”,这是因为民国年份乃依据公历而非农历,干支纪年与之并不完全对应。引文中出现的具体时间,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一般也尽量予以补充完整,例如“明万历壬子年[四十年]四月初七日[公元1612年5月7日]子时”。此处方括号里面的内容,即为作者所补。而引文自身可能有的注释,则以圆括号标示,读者很容易区分。

  关于引文出处的交代

  过去标注古籍引文出处,一般只注到某书的卷次(原书仅有一卷或不分卷者除外)。现今通行的做法是与卷次同时对那些来自标准排印本的引文再加注页码;而对那些来自线装古籍的引文,则页码仍然从略。事实上,线装古籍一般每卷都有几十页乃至上百页,页码都标在版心(中缝),每页还分为a、b两面。如果不注页码,读者要核对起来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清诗考证》无论对待哪一类引文,与卷次同时全部加注页码,线装古籍的页码还进一步注到a、b面。这在以前的学术著作中,可以说是极其少见的。

  至于引用今人著作,则一般具体到某章某节某部分,然后再注明版本、册次和页码。这样即使该书因为再版等原因,导致实际页码与所注页码不相同,读者也能根据作者引用的各层次标题,快速查找到对应的内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清诗考证》在前后照应、注引“本拙著”的内容时,在页码之外却偏偏没有区分上下册,这与全书的体例显然未能保持一致。原来却是一个意外的疏忽。按照该书所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丛书的出版惯例,一般都是一书一册。特别是该书出版过程中,每次校样的首页都有“得一书装”的字样,作者以为就是装成一册的意思。而实际上,它却是印制单位北京得一书装图书有限公司的简称。

  关于征引书目版本的列法

  以四库系列丛书影印本为例,近年有不少学术著作,在征引书目中往往不列四库系列丛书影印本,而只列影印所据的底本。事实上,那些底本很多都是稀见的善本,一般读者不大可能读到那么多底本。所以,只列底本而不提影印本的,难免带有故弄玄虚、自抬身价甚至学术造假的嫌疑。

  《清诗考证》附录之一《主要征引书目》,在对待这类书籍时,首先就列出影印本,同时又交代其底本。这不但体现了对影印本知识产权的尊重,而且方便读者按图索骥,查找利用,同时还能够使读者了解该影印本所用底本的情况,可谓既忠厚又周全。

  另外,常用的几套四库系列丛书影印本,在分册上也各有特点,例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正编)都先分经、史、子、集四部然后再分册,册随部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则全套册次一贯到底,与部无关。因此,现今不少学术著作在标注这些影印本的册次时,往往于此注意不够,或不甚了了,对册随部走的省略去部,使读者不知道究竟是哪一部的这个册;而对册次一贯到底的又反而加上部,使读者误以为其他的部也有这个册。

  其他如对待成组的诗歌,《清诗考证》都会标明该组诗歌的总首数。如果只引用其中的一部分作品,还会相应标明所引作品在该组诗歌中所居的首次,即“×首之×”。这对那些总首数多到几十首、几百首的组诗来说,无疑也为读者提供了检索、复核的方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清诗考证》 朱则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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