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洋学”还是“中学”?

去年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年纪念版·珍藏本”700种,这是“汉译名著”首次以布面精装的版式出版,这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这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读书历程。我翻阅了自己的读书笔记,发现我阅读商务版汉译世界名著最早可以追溯到1977年初。当时家里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1976年出版发行),因为没有受过西方社会主义著作目录学知识的训练,读得囫囵半片,似懂非懂。上大学时,因为不满足于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我那时(1979—1981年)拿着学校党委的介绍信,跑到辽宁省图书馆,一蹲就是两年。期间,阅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种汉译世界名著,前几天匆忙查找了当年的读书笔记,主要有以下若干:严译《天演论》、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论政治经济学》《爱弥儿——论教育》、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为英国人民声辩》、霍布士《利维坦》等等;还有一些,杂处在其他读书笔记中,一时还不能清理出来。这些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领域。但那时的阅读是出于猎奇,浮光掠影,根本谈不上理解。

 

1984年读研究生时,我选了“黑格尔《小逻辑》”这门课,我的父亲特意从沈阳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逻辑》(贺麟译)寄到南京,这部著作对我影响至深,至今仍在反复阅读学习,并不断从中获益。

 

后来攻读世界史博士学位,更加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了,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摩尔根《古代社会》、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等等,不下百种,都是常备的必读书。

 

我认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在塑造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和理论思维上居功至伟,它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中的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洋学”与“中学”

 

“汉译名著”究竟是“洋学”(外国学术),还是“中学”(中国学术)?站在中国学术内部来看,当然“是”洋学,因为故事的来源是国外的。不过,若从国外的角度看,就很难说了。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是看不懂的,懂中文的外国人也未必看得懂,他们需要经过特殊的进修和训练才能读懂。这些书是用中文书写出来的,而人是语言文字的存在物,用谁的语言讲述,就是谁的文化。所以说,“汉译名著”“既是”洋学,“更是”中学!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我们学校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这样来描述当下中国学术中的中西关系:“中中有西”,“西在中中”。这两句话说得非常机智,可以为我上面的判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这个角度看,“汉译名著”当然便是中国学术成长壮大的产物和标志。

 

这种视角同样也可用于学术研究本身。具体到我所研究的历史领域,我们搞外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应该自觉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外国历史文化研究,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或者终究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部分。而我们做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则要意识到,我们一定要主动地寻找能够有助于我们的学术健康发展的他者。

 

    “领域”与“高度”

 

37年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1辑50种刊行之际,德高望重的出版家、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他说,“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句话,准确而深刻,放在任何第一流的美文中,也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国外学术理论“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确还有太多不了解的地方,我们的学术理论视野亟待开拓,“汉译名著”的出版,恰逢其时,为满足这种需要做出了贡献。

 

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随着中外交流的扩大和加深,随着汉译世界名著的持续出版和对它的研读,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外国学术理论的理解,总体上说也超过了当时的中国读者,如果加上4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发展,理所当然地,现在对国外学术理论,对“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应该做更深入细致的分析。据我体会,陈原先生所说的“精神世界”本身是一个蕴含深刻思想的概念,既可以做“领域”或“范围”理解,更须做“高度”或“深度”理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但要知道它有多宽阔,更要知道它究竟有多高,有多深。因为,领域和高度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任何偏颇都不利于知识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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