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术研究的“主客观条件”(图)

 

编者的话


  学术,是系统、专门的学问。学术的规范性要求做学问的人能以科学、严肃、理性的态度认真对待学术。当前,学界存在的浮躁问题,制造“学术大师”的“学术明星化运动”现象以及学术行政化倾向问题等,说到底是学术路向的问题。本刊特刊发这组文章,加以评述,以飨读者。

  我认为,一个人要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必须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根据我长期治学的经验,我觉得主观和客观条件各有三条。

  主观上要有潜力、兴趣和对学术的正确认识

  从主观方面说,这三条是:

  首先,有一定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潜力。我这里不是主张天才论。许多人经过长期刻苦的钻研,是有可能取得一定学术成就的,但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最明显的例子是弱智者。我们曾见过弱智者在音乐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没见过弱智者能做好学问。即使非弱智者,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好学问。比如,旧社会有许多人皓首穷经,可是连一篇好的八股文也写不出来。古今中外,经过长期努力做不好学问的人为数并不少。我认为这种人应该相信“行行出状元”的道理,早点另选职业,很可能在其他行业取得显著成就。

  其次,要对学术工作有较强的兴趣,能锲而不舍。我这一生已近百年,直到今天仍对阅读和写作津津有味。而且从中学时代起,我就认识到,我家朝中无人,无龙麟骥尾可攀,如果想通过为国家、为人民甚至为人类前途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最有可能的途径是从事学术研究。概括地说,我大学毕业后,曾经有几次拒绝高官厚禄的引诱,坚守学术岗位;也有几次因客观环境逼迫离开学术研究岗位,但我都千方百计地转了回来。而且我在非学术岗位工作时,都结合所从事的工作,进行研究,不断发表论文。如果没有这种对学术工作锲而不舍的精神,就很难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

  第三,要对学术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人民甚至人类有益处,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才能具有学术勇气,敢于反对学术界的歪风邪气,反对那些盲从的、“为稻粱谋”的著作。我在解放前的《观察》、《时与文》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顶着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压力写的,因为说的是真话,所以到2001年还能结集出版,到现在仍有生命力。我的美国史研究,曾经遭遇“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巨大压力,但由于我揭示的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是真理),后来我将这些被攻击、被诬陷文章的所有论点都收入我主撰主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两本书中,作为我和杨生茂教授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的第5、第6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2005年,又被中国出版集团选入“中国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三版。

  客观上要有宽松的政治环境,占有丰富的资料

  从客观方面说,做学问的三条是:

  首先,要有一个能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环境。否则你如何能坚持做学问?更谈不上做出成绩。以我的美国史研究为例。我是1964年4月调回武汉大学研究美国史的。开始半年,还为美国史研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到10月,我便被调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学校。此后一年,倒是踏踏实实做了一段时间美国史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点初步成绩,写了一篇论黑人暴力运动的文章和一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的讲义。从1966年5月到1972年,我奉命参加“文革”运动,美国史研究只能在业余时间偷偷干“私活”。从1973年到1978年底,我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对美国史研究多少有点铺垫作用,但究竟不是美国史研究。因此这13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如果说后来我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是从1979年元旦开始,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能自己做主,从而放弃所有节假日,没日没夜地研究美国史的缘故。特别是1987年我离休之后,更是专心致志地研究美国史了。

  其次,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气候,可以让学者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做研究工作。仍以我的美国史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做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但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致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依据,否则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似乎存在一个现成的“公式”: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逸,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堕落;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即使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能自己作主,我的美国史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陈腔滥调、老生常谈。后来我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气候好转之时,我不失时机地、勇敢地摆脱那个“公式”,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从事美国史研究的结果。而且,这也是和当时受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鸿文的影响,决心摆脱那个“公式”的部分学术界、出版界人士和机构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未经允许,请不要转载《 谈学术研究的“主客观条件”(图)
上一篇:邢益海:以学术证成人格 以人格提升学术
下一篇:建国初到反右期间学术大师的政治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