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晚清广东图书刊刻进入黄金时代:政商助力学术称盛 粤中书板流布九州

板片虽零星,却还是为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和秘书长林锐两位古籍专家提供了关键的元素:其中有“广雅书局刊”的那一张最为完整,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广雅书局所刻的《孟子集注》,卷六第三十页;板片上有“庚申补刊”及“学海堂”字样的,应为学海堂所集清代前期汉学著作之大成的《皇清经解》在咸丰十年的补刻书板;书口上有“粤雅堂校”的,属于十三行行商伍崇曜家刻的书板无疑;清晰可见书名《汉西域图考》的,则是省城广州西湖街富文斋同治九年的刻本……恰好代表了官刻、家刻、坊刻的典型。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得知,经这些板片刻印出的种种浩繁卷帙,原书都还基本完好地保存在今日中图特藏部书库中。恒温恒湿,如珠如宝,就像后人钦敬这段历史的诚心。

 

 

1898年广雅书局刊刻《孟子集注》, 卷六第三十页原板片(下)和书籍(上)仍存于世

粤中称最

清朝嘉庆之前,广东板刻书籍无多,直到“经学名臣”阮元出任两广总督,于1820年开办学海堂才有了重大改观。阮元广招时贤,辑刻了《皇清经解》183种、1400余卷,一举汇集清前期74位经学大师的重要著作,藏书板于越秀山学海堂文澜阁。从此风气大开,官私刻书风起云涌,广东刻书进入黄金时代。

“海内通儒”陈澧长期主持学海堂、菊坡精舍时,书院师生大规模写作、校勘并刻书成为一时风尚,学术与出版相交互,南粤文兴为人瞩目。及至1868年,广东书局依托菊坡精舍一建立,陈澧就主持重刊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这套书基本涵盖清乾隆之前所有古代典籍的提要,为清代以来学人公认的“不可不看”之书,从此有了与殿本、浙本并称的第三个版本:粤本,足可见当年广东刻书之雄心物力。

随后,广东书局一连刻印了《十三经注疏附考证》346卷、《通志堂经解》1792卷、《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283卷,加上此前辑刻的《皇清经解》,西汉至清代大部头经学丛书得以贯通,且都藏板于越秀山麓的学海堂、菊坡精舍。今又早春二月,山脚下那棵三百岁的木棉树(今位于中山纪念堂南门内侧)如期盛放,它一定还记得,曾“蠲俸金数万”支持广东书局的两广盐运使钟谦钧当年喜不自禁地感慨:“有此四大编同在一山之上,可谓藏之名山者矣!”这一番出版景象气势如虹,难怪引时人惊叹:“……近数十年间,海内经生,粤中为多,刊行经部之书,亦粤中称最。” 岭南学术遂在清朝初年的沉寂后,风评为之一变。

 

粤博四楼“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区,一面墙上镶嵌了若干块清代木刻书板

广雅之盛

到188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上奏建立广雅书局时,规制更盛。广雅书局先后刊印了典籍362种6254卷,数量质量均居全国官办书局的前茅。广雅每书必经三校方才付梓刊板,故卷末会附有初校、复校、再复校人的姓氏、籍贯,以示慎重,版本质量于“海内负有盛名”。

1907年,广雅书局又专门增建藏板楼,将自家的板片和学海堂、菊坡精舍及伍崇曜、潘仕成等家刻的典籍板片一并收贮,数十万张分类入藏,自此统称为“广雅板片”。

1917年,著名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徐信符成为这批板片的守护者,他领导着从属于广东图书馆的广雅板片印行所,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便从中清理出板片大小一致者154种,编为《广雅丛书》再次印行,享誉全国。不久,该丛书中的93种史部要籍被编成广雅《史学丛书》出版,又致学界追捧。胡适当时在北京大学演讲,曾高度评价:“学海堂之《经解》,广雅书局之《史学丛书》,为广东两大不朽名著,是时均得流布,居然纸贵洛阳矣!”此话虽只及于点,亦不失为对晚清以降广东刻书业极盛之面的一种概括。

 

中图北馆曾存放包括《广雅丛书》等在内的大批清代广版图书

刻工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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