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议全面整理陈翰笙的学术遗产(完整版)

《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1950年代以前陈翰笙所参与的实际革命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处于隐蔽战线。据他的学生潘维介绍,陈曾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2]。参与者的缄默,档案的缺失和秘藏,都为重新复原其历史面貌增添了巨大困难。虽然包括陈翰笙本人在内的一些历史当事人晚年曾披露过一些片段,一些研究者也做了发掘和考辨,但陈翰笙的“地下工作”全貌还远远没有得到呈现,一些重要的环节仍不知其详。那么,关于陈的学术研究被认识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比较而言,作为学者的陈翰笙得到了更多关注,据叶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陈翰笙研究综述》[3]一文,自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纪念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座谈会以来,至2005年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太平洋学会为陈翰笙召开的座谈会、纪念会、学术会和追思会至少有五次”。如果加上2017年5月由数家学术机构联合召开的“纪念陈翰笙诞辰120周年暨陈翰笙学术思想研讨会”,可以说,对陈翰笙的学术纪念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与此同时,有关陈的学术工作的研究论著亦陆续出现,尤其是他所主持创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被公认为同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都写到陈翰笙组织的农村调查,高度评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九十年》第150页)。如龚育之所说:陈翰笙是“载入了党的史册”的人物[4]。这当然是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殊荣。

但陈翰笙也由此被贴上了标签。而在“后革命”的氛围中,被贴上“革命”标签,从某种意义上便意味着被视为陈旧之物,至多是已经过时了的“正论”。即使是有意识基于陈翰笙的乡村调查继续展开研究的学者,也在把陈的成果归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的乡村史”的前提下,认为此范式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逐渐从史学界淡出”[5];还有学者把陈翰笙称为“分配学派”,并在将之与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学派”进行比较时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此时陈翰笙‘分配学派’的见解则时过境迁而卜凯‘技术学派’的观点却颇具参考价值”[6]。这些观点并非少数之见,于是,陈翰笙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农村派”便陷入了这样的境遇:虽经常在历史纪念的意义上被不断循例提起,却很少被纳入到当下学术生产的场域和脉络,这恰恰和他们曾经的论争和批判对象[7]—各种立于改良立场的中国乡村论述在现今学界不断被作为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话题重新提起的热闹景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怎样从学术史上估量陈翰笙和“中国农村派”,是可以并且应该进行讨论乃至争论的。给陈贴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标签本身并无不妥,问题主要在于这种贴标签方式最易让人们以为陈的农村研究只是为了证实现成的“主义”和既定的结论。这其实是对陈的研究的简单化理解。如所周知,陈翰笙1915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波莫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历史学专业就读,后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四个时代的我》里提到当年选修的课程,有美国宪法史、埃及古代史、世界经济等,大都在今天一般所说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范围。1924年陈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欧美通史、美国宪法史等课程,在此期间,受李大钊影响,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1927年至1928年间,陈翰笙在苏联任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研究员,接触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论争,受到刺激,遂决意回国“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四个时代的我》初版第40页),并在1929年应蔡元培之聘任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将之付诸实施。陈执笔撰写的社研所社会学组1929年至1930年的年度报告,既是阶段性工作小结,亦带有阐述研究宗旨的性质。该报告曾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为题单独发表,开篇即云:“社会科学中有两种重要科学,非专究社会生活某一方面如经济、法制、宗教等等,而以至周密之方法整个观察社会生活之全部者。此即史学与社会学也”。结合前述陈的求学经历和学术历程,不难看出,由史学而社会学,并在总体观察社会生活之点上,使二者交错融汇,既非突然生出的奇想,亦非随风逐潮之举,实为其多年知识积累和学术探索的自然结果。《发轫》叙述陈所组织的农村调查,强调从“复杂之田权与租佃制度”以及“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要素入手,显然出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论的观察视点,同时也未惮言借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保罗· 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1854—1925)等欧洲学者“关于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成果。与《发轫》同样刊行于1930年的《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可能是陈翰笙为自己也为相关调查人员写下的一份工作指南,文中广泛征引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苏联、日本学者关于封建社会农村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类,从中提出“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三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的特征给予了细致的规定。不过,陈翰笙编制此索引式手册,并不是要在中国寻找相类似的样品,而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几种制度在当时的中国“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绝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他认为:“其他制度的分析还待继续进行”。曾经直接受到陈翰笙指导的陈洪进说:“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全世界究竟有多少模式,时至今天,也还没有定论。当时,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作为实地调查的指南,但不能沉湎于这样的理论探讨。陈翰笙的这项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化学家门捷列夫在1860年所写的《元素周期表》,把确知的元素,按原子序数排列出来,以便把后来发现的元素排列在适当的位置上。因为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不是当时生灵涂炭的国家所能进行的”[8]。可谓恰当地说明了陈翰笙的农村研究和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联系和区别。陈有意识地把中国农村研究放置在全球史的视域,他和他的团队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的新“元素”,无疑会和国际学术界已有的“通说”或“定论”构成有力的对话,但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进一步说,陈翰笙团队农村研究的创造性贡献,甚至主要不在于论证了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而在于提供了体现着“性质”而又不能完全还原于“性质”的丰富生动的实际类型,以此为构想改造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道路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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