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学术典范转移的三个环节

  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的转移,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课题,古今中西诸多复杂的问题交汇其间,其中不乏一些或关键或微妙的具体问题。比如,典范转移过程中的主要症结之所在、典范建立的逻辑关节点、新典范突破的实际策略。对这些具体问题的了解,或许有助于避免以己意进退先贤的一些宏论。

  “中西融通”重建学术典范合法性

  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显著特征是西学东渐。自严复再三致意中国学术散乱无章,“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吸收西学就被彰显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成为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必要条件。

  清末民初第一批新学术著述的主要特点即是借鉴西学的分科形式,对传统学术作出分门别类的处理。如张鹤龄《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王舟瑶《京师大学堂经学教科讲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和《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这些著作对中国传统知识的分类和处理,虽多停留在简单比附层面上,但都不乏近代西方知识背景。

  随着西学输入的加速,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相对成熟的新学术著作,中西知识方法的整合迈出了一大步。如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以西方知识视角来改造中国正史系统,以进化论为线索来探寻国家兴亡盛衰之迹。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论断精辟见识卓越,从形式到内容均极具现代知识视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戏曲史的拓荒之作,连素以挑剔著称的傅斯年也对之赞许有加,称此书“极具世界眼光”。这些著作均自觉地借鉴西学的观念与方法,展示出近代学术专门化与学科化的著述特征,在价值层面亦多能彰显平等、自由与科学观念。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已把自觉地吸收与融会西学,视为学术获得时代合法性的主要表征。即使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知识架构中,西学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国粹派一边斥责学界“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一边从传统中寻找与西方价值相契合的“国粹”;学衡派既“昌明国粹”又“融化新知”;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以本能、意欲、宇宙实体等构建新儒学。后来,傅斯年把“收容”西学当作消除中国学术思想“一切误谬”的前提条件,而陈寅恪虽一方面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但另一方面明确指出,新学术“创获”必须“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这些都说明借鉴西学已成为一种合法性指标,至少也是现代学术构建的一个必要性条件或前提性条件。

  对西学的推重自有其合理的逻辑依据。如梁启超所谓“惟其日新所以全其旧”,章太炎所谓“光辉日新”以保存旧说,以及王国维所谓若要发扬光大孔孟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都肯定了中西学术之相辅相成。民国建立后,西学凌驾中学呈现出日益加速之势,金岳霖认为此种趋势在未来仍“不容易中止”,也说明吸收西学不仅是一种主观诉求,也是一种历史趋势。

  当然,清末学者的中西学术整合大多是一种简单对接,属于傅斯年所说的“托身西洋学术”的状况。这一状况,通过借助学术原典而不是一般的时论文章,尤其是借助当时学人的切身体验,才能深切体会。如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即有以西学简单粗暴地驾驭中学史料之嫌,被学者称为清末“用旧学比附西学以发明‘新理’的典型代表”。又如“旧学深邃”的章太炎,其最自得的《齐物论释》,也主要是以释解庄,与“用西学知识系统整理旧学”的要求距离甚远。吕思勉说章氏学术在总体上“不过单辞碎义”,此说并不过分。所以,傅斯年说新史学建设“非留学生不可”,这一惊人论断的背后,亦自有微妙而值得体味之处。

  理性区分神话与史实畛域

  清末民初的第一批新学术著作尝试了中西学术的初步整合,但问题也相当明显,最突出者莫过于史料处理上的严重缺陷。如夏曾佑著历史教科书中有大篇幅的上古神话传说,甚至有意忽视材料真伪而曲解史实,如孔子母与黑帝“梦交”,以“古义实如此,改之则六经之说不可通”强为之辞。即使最为精品的蔡元培著伦理学史,亦不能脱“史书必言上古”之囿,在史料处理上亦难免发生问题,如几乎全部用战国中后期作品《系辞》《序卦》来述论唐虞三代的“天之权威”“天道之秩序”等问题。

  上述问题普遍存在于清末民初学术著作中。当时,作为学界大热门的中国哲学,仍溺于上古神话与经典注疏之中。如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等人的北大中国哲学史讲义,无不充斥着大量神话传说,以至于“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使听课的学生普遍陷于迷茫而无力自拔。因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以霹雳手段剪除神话传说,丢开三皇五帝,“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成为新学术建立的一个关键环节。当时,顾颉刚痛感其旧脑筋如遭重击,如醍醐灌顶,促其新学术意识迅速觉醒。而在六十多年以后,冯友兰仍说,见了这个手段,“觉得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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