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去”?好译者是关键

为展现国际化学术合作成果、探讨当代中国学术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4月2日,“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该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主办,学者葛兆光、陈建华、葛剑雄、陈子善、刘跃进、杨扬等参与研讨会。

4月2日,“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中国思想”带去学术的负熵

近日,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所著《中国思想史》与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建华所著《革命与形式》皆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分别为《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I & II》与《Revolution and Form》。

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副总裁Focko van Berckelaer说:“从很久以前开始,我们就已经出版关于中国的很多出版物。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反映中国的情况,我们必须走进中国,让中国的作者来写关于中国的事情,并把这些出版物带到国际上去,这也是我们至今为止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冠军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主编,他对跨语境的学术实践感触深刻:“我对社会科学类的翻译不怎么焦虑,但文史哲的翻译可谓‘苦不堪言’。针对不同读者群,我们甚至可以说译后作是一部新的作品。这些年国际学术交流很多,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学者没有位置。比如大家都认可‘法国思想’,但没有‘中国思想’,只有‘中国制造’,并且被定格到低端产品。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西方思想呈现越来越同质化的现象,而中国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带去学术的‘负熵’。”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表示,中国的学术成果没有翻译出去则作用有限,“沈从文访问美国引起旋风,有的读者从东海岸跟到西海岸。其实沈从文的好多回答都是傅汉思翻译的,好多听众听得如痴如醉。所以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和译者的共同再创造

葛兆光表示,所有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再次创造的一个过程,“我的这本《中国思想史》,中文本出来的时候,是有1300页。后来为了适应英文读者,我们把它删到660页,这主要是为了英文世界的读者。”

他也直言,书外译的过程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中国思想史》的翻译,2000年已经有人找过,但那翻译稿看得我是一头雾水,比如‘中国哲学史’就翻译成 ‘zhongguozhexueshi’。我还有一本个人认为比《中国思想史》更适合给海外读者的书——《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当时找到的译者承担过很多所谓国家级的翻译。但我一看译稿,居然胆子大到能在百度上拷贝一段东西放在里面。所以找到合适的译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陈建华也认同找对翻译者是“需要运气”的。“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从法语、德语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中文来说,确实需要有一个阶段的认知跟肯定。就我个人来说,把中文著作翻译成英文,这里面的确是有文化之间的某些障碍。我也用英文发表东西,但是我更喜欢用中文来写。为什么呢?因为你写英文的时候,心目当中的受众就是以西方读者为主。但是写中文是比较自由,偶尔还可以‘掉书袋子’。”

“我们讨论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这个重大课题,落实到具体的,你怎么寻找到好的译者?我认为要是真正喜欢中国文化的,不是到中国来骗钱的那些译者,这一点很重要。”陈子善如是说。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所著《中国思想史》与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建华所著《革命与形式》皆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分别为《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I & II》与《Revolution and Form》。

什么书是值得翻译出去的书?

“老实说我们国家现在翻译成外文书的不少。我不敢说我的书翻译出去就是好书,但是我敢说很多翻译出去的书是烂书。你了解不了解中文世界以外的读者需要什么?”

葛兆光说,他眼里有三种书应该翻译成外文,一种是有中国特色、风格和问题意识的书;一种是类似于教科书或普及读物的作品,适合更广大的阅读者;还有一种是年轻学者的书。“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做得不错,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但是缺少很好的学术机会。《中国思想史》是二十年前的书啊,1998年出了第一卷,2000年出了第二卷,可是我们现在还在出这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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