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学术,守望学术

我认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教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与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贡献、学识和学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而经久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精神财富,南开大学的学术经典,南开大学的光荣与骄傲。

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什么会如此成功?我想这与南开的学风有很大的关系,而杨先生是这种学风的创建者和守望者。如果我们仔细读杨先生的文字,无论是在 1950 年代还是在 1990 年代写的,我们会发现,在治学严谨、对思想和文字功力的追求方面,杨先生始终是一致的,始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文字是流畅的,风格是清新的,思想是深刻的。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沦为意识形态的奴隶的时代,杨先生也力图保持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基于材料基础上的思想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学风由他的学生们忠实地继承下来,并代代相传,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具有南开特色的史学风格,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种楷模和标准。当然,这种学风的形成不是杨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主导与坚持,如果没有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润雨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学风的产生和维系。

我由此想到,今天当我们在评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美国史学者的学术建树时,必须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他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来开创和建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 2009 年开始,我一直在做一个研究,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重新阅读了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著作以及他们编写的教材。我还采访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我从收集和研究材料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起步的艰辛,了解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包括黄绍湘、刘绪贻、丁则民和刘祚昌等)所做出的极有创意性的努力,同时也体验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必须在新形势下改造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从而能够创建学术,守望学术。正是老一代的学者们在艰苦和恶劣的学术环境下,竭尽全力,维系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正是他们在机会刚一出现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才,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 史领域 繁荣昌盛、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的识见和贡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没有杨先生这一代学者的信念和坚持,就不会有中国美国史学的今天。

杨先生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南开和他的学生,也并不局限于美国史和美国研究领域,他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历史学界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我记得 1991 年 6 月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中美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杨先生走进会场时,全场数百名与会者立刻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起身离开座位,走到他的座位前去与他握手。还有许多人起立,向他致以敬意,足见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本人,在众多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与会者中,他的中山装、发亮的秃顶,以及向他人致意时的质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对杨先生的了解很少,只听周围的人对他均以“大师”相称。我没有想到后来会有机会与他多次促膝交谈,更没有想到这些交谈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1997 年夏(北京会议六年之后),我应张友伦教授的邀请,到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为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为期三个月的研讨课。我到学校的当日下午,杨先生便顶着炎炎烈日前来看我。我因旅途疲劳,酣睡不醒,没有听到敲门声。醒来后发现杨先生从门下塞进来的一张纸条,说他来过了,希望有机会面谈。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很不安。第二天在庆祝杨先生 80 寿辰的活动上,我第一次与杨先生正式认识,向他表示歉意,并将刚出版的英文著作送给他。杨先生拿到书后,立刻翻阅起来,并与我谈起重建史学的发展。活动结束后,我们又聊了许久,从美国史研究到美国当代政治与外交等。我注意到,杨先生对美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不仅熟知外交史(国际史)领域的新著,对其他领域的动向也了如指掌,与他谈学问,不需要“换位思考”。第一次接触我就感到,杨先生待人十分谦和,平易近人,与他谈话,没有心理负担,没有拘束感,一见如故。我不是杨先生的学生,也不是学外交史的,但与他交谈,我有一种浪迹天涯多年的学子突然见到自己少年时代的老师的感觉,那种熟悉、亲近与温暖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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