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发表状况透视中国学术话语国际传播

  与国际传播领域存在的话语不平衡类似,东西方的学术话语影响力也存在差异。这不仅体现在学术话语的生产能力方面,也包括支撑学术发表、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机制方面。近些年,在外文学术期刊建设以及向国际社会推介国内学术研究成果方面,中国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近年来在学者当中较有影响力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一项目设立于2010年,通过与圣智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等国外知名出版社合作,推动了中国学术著作的国际化。为此,本文试图从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论文发表这个角度来讨论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问题。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由于学界通常认为1978年传播学被正式引进中国,因此对于传播学而言,2018年也是其被正式引入中国40周年。近年来,回顾与反思传播学的理论发展以及与国际学界对话,已经成为传播学界较为关切的课题。例如,张志安、贾鹤鹏、苗伟山等若干学者基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的文献,已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中国学者的国际发表情况。SSCI隶属于Web of Science,后者是全球范围内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库。不可否认,从发表机制来看,SSCI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东西方学术不平衡的学术机制。迄今为止,SSCI收录的期刊数量已达3000多种,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期刊占据大多数,而中国的期刊占据数量很少,且大多数期刊的语种是英语。但从国际发表的角度来看,以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评价性数据库之一的SSCI数据库作为样本数据库,可以较有代表性地反映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发表状况。

  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一般状况

  已有关于国际论文发表的研究指出,近些年由于在海外接受传播学训练的归国博士数量增多、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对国际发表更加重视以及海外学者受聘担任兼职教授、开展海外合作增多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的发文数量不断增长。同时,中国传播学者在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等期刊发文数量也日益增多,发文领域越来越广。但已有研究也指出,国际发表存在问题包括在知名刊物上发表量不大、在国际论文中引用率不高、本土议题与国际议题之间发表有差距等问题。

  以2017年度中国内地传播学者在SSCI发文的总体情况为例,该年度SSCI英文期刊收录84种。经笔者对作者来源地进行筛选,只保留了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者。从发表数量方面来讲,2017年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较多的期刊是《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华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国际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而在排名较为靠前的《计算机媒体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传播学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和《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等期刊上的发表量很少甚至没有。在排名靠前的期刊中,由于新媒体研究发展很快,这些专门发表新媒体研究成果的期刊排名上升很快,也有新办的专门针对移动传播的期刊进入S刊列表。这也印证了中国学者国际发表期刊排名不高的已有研究之结论。

  以往研究表明,本土学者与境外作者(含港澳)的合作是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的重要因素。从论文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本土学者与美国学者及中国香港学者合作较多,合作作者也包括加拿大、欧洲国家等的学者。在选择议题方面,近些年新媒体研究一直保持热度。2017年,有的研究探讨网络公共领域的网络同质性(network homophily)问题,有的研究基于微信考察亲子如何在跨本地环境中管理和维护父子关系。同时,健康传播和科学传播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年度的健康传播研究,一方面是媒体报道的话语和框架建构,另一方面是受众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随着网络日益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健康信息如何在网络上流动也成为一个研究议题。同年,科学传播的方向是探讨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科学观念的形成等议题。正如贾鹤鹏所指出,我们对有关气候、环境等方面的传播研究还是缺乏足够关注。另外,还有关注新闻角色、广告信息传播等方面议题的研究。正如已有研究所展示的,国际议题和国内议题也存在差异。比如,媒介融合、中国文化“走出去”、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国内传播学的热门研究题目在国际发表上数量不多,而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的人工智能、算法等议题的国际发表数量也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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