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书透视陈寅恪晚年学术走向

  1969年10月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弃世,其藏书由中大图书馆保存。共计线装书1300余册,平装书370余册。线装书中,经史子集都有,以史部资料和集部的诗文集最多,这与他当时做“元白诗笺证”和钱谦益(牧斋)、柳如是诗词笺证有关。如《元氏长庆集》(线装、平装各一套)《白氏长庆集》《白香山诗集》《牧斋有学集》(12册本两套;6册本两套),《牧斋有学外集》《牧斋尺牍》《牧斋投笔集笺注》《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这是他的工作用书,书上留有藏主的印鉴手泽。

  陈寅恪的藏书本很丰富,但迭经战乱迁徙,遗散殆尽。这批藏书应是他1949年元月定居广州后购置的。就文献资料蕴含的价值意义而言,其中的线装书并不怎么突出,都是常见版本,它们的价值是反映了陈寅恪学术演进与资料搜集的脉络线索。倒是在370余册平装书中,有十余种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唯物史观方面的读物更为出人意外,学界迄未知情。虽然数量不多,但一叶知秋,见出陈寅恪学术视野的另一面,具有近世学术史掌故史料价值。这十余种著作即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讨论参考资料》《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中国通史陈列计划草稿》(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的参考资料》《苏联货币流通史略》《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南诏国内的族部组成和奴隶制度》《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多期《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从1954年2月创刊到1966年3月停刊,共出99期,陈寅恪收藏的24期始于1954年,终于1966年,其他的或在“文革”中遗失)。这些书刊可能有三个来源:一、有关部门寄送;二、单位发给的读物;三、著作者赠送。因没有看到原件,不能一一落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陈寅恪对唯物史观派的旨趣底蕴和学术动态并不隔膜。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大势已化经为史,视儒家经典为史料,结合文物考古新材料和新传入的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学理研究中国古史,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一时蔚为热门。先有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接着郭沫若、丁山、傅斯年、徐炳昶、蒙文通、何炳松继起,都有传世之作。在这股学术大势的激荡中,“史料派”与“唯物史观派”应时而出。

  “唯物史观派”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前期、后期。它发端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郭沫若的著作为先导,此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在三四十年代也努力以唯物史观研究解读中国历史,号称“新史学五大家”。

  1928—1937年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以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研究为突破点,运用“新科学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推出三部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唯物史观派”权威郭沫若的成名作,也是唯物史观派的开山之作。该书首次用唯物史观解剖中国历史,开始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探索。郭沫若采用西方唯物史观,把中国历史放在亚细亚社会、希腊罗马时代、封建时代等背景和架构中予以分析论说,对中国现代社会进程的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迄今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诸多专题研究,基本没有突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学术框架。“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彦堂)虽然反对唯物史观,但对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仍相当推崇,曾说“唯物史观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和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体系”(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论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第8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2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印行,此后不断重印再版,陈寅恪收藏的是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但至今没有发现陈寅恪评论此书的材料,他对郭沫若的另一本书《青铜时代》(1945年3月由重庆文志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再版,1957年科学出版社沿用人民社的改排本再版,1961、1962年重印)更感兴趣。1961年3月,郭沫若曾前往中山大学拜会陈寅恪,事后,陈寅恪评价郭沫若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增订本,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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