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作为学者的出版家

人物素描:郭红松绘

  【出版家】

  “剑英,文章发表了!”31年后,赵剑英还清晰地记得,1986年初春的那个清晨,是这句话叫醒了尚在睡梦中的他。

  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的赵剑英撰写的论文《试论定量思维方法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刚刚在那年的《国内哲学动态》第三期上发表,论文指导教师汤群英一大早就爬到五楼的学生宿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赵剑英是他班上第一位公开发表论文的学生,而且一出手就是国家级刊物。此后,保送研究生,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做编辑,直至出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三十多年来无论角色如何变化,赵剑英都没离开哲学。日前,《时代的哲学回声——赵剑英学术自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的40多篇文章,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阶段性总结,而且记录了在时代变革、社会转型过程中,一名长期在编辑出版领域耕耘的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轨迹。

  知常达变,与时偕行

  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引起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关注。赵剑英围绕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阅读和思考,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写出了《试论定量思维方法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对定量思维方法的内容、特点、客观依据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作用进行考察,并提出了一个被时间应验了的观点——计算机方法日益成为定量思维方法的一种主要形式,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丰富的人生阅历无疑有助于学术的成熟。但现在回头看看自己22岁时发表的处女作,我并没有‘悔其少作’的感觉。”赵剑英说,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法,定量思维方法现在不仅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中,而且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还有人运用统计学方法制作“唐诗排行榜”。

  从实践问题到文化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赵剑英的学术视角一直在变换,但他始终怀揣着那颗初心,沿着把哲学原理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不断探讨新问题、写出新思索。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一度在社会上流行,“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而人文学科尤其受到忽视。赵剑英撰写了《人文科学的地位与价值》《在冲突和变迁中探寻新的价值世界》等系列文章,提出应重视人文学科和人文精神建设,在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条件下构建正确的价值观。世纪之交,赵剑英又将思考的目光转向中国现代化百年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在发表学术文章的同时,还主编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等文集,撰写了《复兴中国》等专著,通过历史的比较和现实的分析,思考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

  在为《复兴中国》撰写的前言《从衰落走向复兴——中国现代化的百年追求与展望》中,在结尾处,赵剑英这样写:“在即将迈进21世纪的前夜,我的耳中经常响起《黄河大合唱》那不屈不挠、气势磅礴的旋律。《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精神最为生动、形象的象征……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它必将更有力地昭示和鼓励中国人民凝聚一切力量和智慧,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在文化研究领域,赵剑英撰写了《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文化认同危机与建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紧迫性》《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等多篇洋溢着理性激情的论文,影响力持续发酵,被引用量和下载量都非常高。

  “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地里涵泳,如果说所思有所得的话,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知常达变’和‘与时偕行’。‘常’即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知常’才能‘达变’。而只有与时偕行,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智慧。”无论是回忆往事,还是谈及当下的思考,都能感受到赵剑英那股既激昂又深沉的家国情怀。激昂是因为热爱,深沉则源自了解。

  学术还原生活,生活砥砺学术

  201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学30年》英文版,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首发。这部集中展现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研究历程的著作,受到各国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此著作出版的八年前,赵剑英刚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任,就策划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中国历史学30年》正是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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