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内容摘要: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天华教授坚信“中国的历史要由中国人来书写”,甘坐31年冷板凳,完成了《中国财政制度史》的撰写工作,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信仰和责任。经济研究需要历史维度张学良黄天华教授是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的一名普通老师, 30多年如一日,克服各种困难专注财政税收史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国财政史纲》、《中国税收制度史》、《中国财政制度史》等著作,仅《中国财政制度史》一书就有550万字.黄天华教授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为我们青年学者树立了一座丰碑,我们除了要学习黄天华教授30多年的坚守与奉献精神外,更要学习黄天华教授源于内生研究兴趣、又基于现实需要,来做长维度的历史研究,在研究中采各家之长做跨学科集成。

关键词:学术;财政制度;学者;研究;大学;知识分子;中国财政;教授;哲学;制度史

作者简介:

  鼓励学者从事长线研究

  熊易寒

  黄天华教授皓首穷经,历时30多年完成 《中国财政制度史》 的研究工作,几乎耗尽一生的心力去完成“中国人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的承诺”。这样的事迹着实令人感佩,但是在佩服之余,年轻的学界同仁或许会说:黄天华老师的学术道路很难复制,现在一流高校普遍实行六年非升即走的终身教职制度,不要说二三十年不出成果,就是一年不出成果就被领导谈话,三年不出成果可能被提前赶走。不是我不想“板凳一坐十年冷”,而是高校的学术生产体制已容不下冷板凳啊!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当前的学术生产体制下,要获得稳定的教职和同行的认可,最重要的学术产品是学术论文,尤其是SCI和SSCI论文;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后才是学术专著,一些学科的职称评定甚至对专著不作要求,著作在简历中属于可有可无的点缀。大部头的学术著作,生产周期长,对于职称晋升的助力小,不少学者都不情愿将精力投入专著写作。

  如果说学者靠论文“安身”,在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那么,一部优秀的专著则是学者的“立命”之基,是进入学术史的一张门票。当前学术评价之所以重论文而轻著作,其原因或许在于:一是论文发表往往有着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质量“方差”较小,还可以通过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引用率来“客观”评价其学术贡献;而中文著作的出版通常没有同行评议,发表门槛较低,导致其质量良莠不齐;二是各项大学排名通常更为在意论文数量,尤其是英文论文的数量和等级,大学排名和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可谓大学学术生产的指挥棒。

  不可否认论文发表在学术生产体系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对自然科学而言,学术成果的发表需要与时间赛跑,否则就可能被同行抢先发表类似结果。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论文的篇幅相对较小,不一定能充分阐发一些极其重要的学术议题,譬如迈克尔·曼的四卷本 《社会权力的来源》、塞缪尔·芬纳的三卷本 《统治史》,这些皇皇巨著的价值远远超过顶级期刊上的绝大多数论文。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史上的传世经典多是著作的形式。

  为什么一部高质量的著作更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呢? 与论文相比,著作往往是长线研究的产物。在非升即走的体制下,我们也许不得不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 (但不等于没有价值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表若干成果,向同行释放出自己的能力信号,以此获得教职和经费;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规划一两个长线研究,即那些学术价值极其重大、研究难度非同一般的议题,这些课题需要我们长时间地投入精力、将自身的智识和才华发挥到极致,还需要我们承担研究失败的成本和风险。

  在喧嚣中忍受寂寞,不求闻达于社会,默默从事长线学术研究,黄天华教授为我们年轻一代的学人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但是,如果要让更多的黄天华脱颖而出,我们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学术评价体制的改进,我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更加鼓励学者从事长线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数量和排名;二是我们的学者要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研究课题,将短线研究和长线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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